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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彩票软件2024-01-24 17:48

办好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推进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并特别强调了教育、科技、人才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对此，我们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须将二十大精神具体落实到办好人民满意的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上，落实到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强国上，切实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正确方向。高校党组织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应对错误思潮、违法乱纪、学术腐败等各种风险挑战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塑造风清气正的高校生态。要切实执行中央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大政方针，有效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正片面的人才评价标准和绩效观，打通高校“最后一公里”。要科学谋划、统筹协调，有效开展学校层面的顶层设计，用清晰明确的制度规范引导和管理校内教学科研机构和各职能部门，最大限度提升有限教育资源的运行效率。要深入一线多开展走访调研、恳谈交心，掌握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把党的关心关爱传递到每一位师生员工，加强群众对党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要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支撑做实，必须坚持“德者，才之帅也”的立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塑造未来人才的高尚品德修养，不惧风险、不受诱惑、堪当伟业。要为青年树立理想信念的明确标杆，引导其无愧于前沿性、专业化、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定位，矢志成长为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建设的先锋力量。要引导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认同，自觉同歪风邪气划清界限并开展斗争，在当今世界范围激烈的人才争夺中，引导新时代青年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要为青年提供品德养成的有效平台，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格局，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学者专家倾情投入，提高学生接受思政教育的获得感和实效。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着力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坚持以“四个面向”为引领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高校学术研究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自觉汇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事业，并转化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提升上。要对接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制定既长远又可行的目标，整合学术资源有重点地建设，“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不畏难、不浮夸，不断生成具备真情怀的科研队伍，不断提升具备硬实力的科研绩效，形成创新成果渐进式积累和颠覆性突破的辩证统一。要适应当今世界新型竞争态势，善于在新时代对外开放中合作和竞争，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学术研究领域追求领先度、声誉度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竞争力、话语权有机联系起来。要辐射带动全社会发展进步，引导师生立足中国大地做研究、写文章，以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源源不断输送人才为主渠道，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引领。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创新谋划学科建设布局，发挥学科建设对于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要以国家和地区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优化学科结构，强化学科基础，凝练学科方向，超前谋划新兴交叉学科布局。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打造高水平学科平台，深耕细作基础力量雄厚、学科实力过硬的优势学科，重点发展跻身前沿的优势特色学科，积极布局引领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兴学科，抢占学科高地。要深化问题导向，创新学科组织模式，突破传统学科边界壁垒，以学科群建设为抓手，推动形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的全学科有机融合。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目标深化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构建长期稳定的对外合作交流机制，拓宽师生国际视野，增长师生国际见识，激发师生国际交流合作的热情与实效。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培养心怀“国之大者”、脚踏实地奋斗的新时代人才。高校一切办学、教学、研究、建设，归根结底要让人才把青春的绚丽之花绽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落实到脚踏实地沉潜奋斗的长久行程中。要引导学生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树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大志，争做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要培育学生增强本领才干，“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必须让其惜时如金、孜孜不倦、心无旁骛，自觉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锤炼、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经世致用、全面发展的大才，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要指引学生瞄准改革实践，“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必须让其知行合一、求真务实，守正创新、迎难而上，担当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的大任。

　　上海财经大学有效落实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人才培养正确方向。始终将科学研究作为学校基础工作，推动“顶天立地”科研育人。鼓励教师扎根中国大地、紧跟学术前沿，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强化教学投入，推动教材体系、教学环节改革创新和科研优势转化，实现科研教学有机融合、双向促进。始终将学科建设作为学校的龙头工作，以一流学科高质量建设推动学科育人。全力建设“应用经济学”一流学科，打造应用经济学学科特区，加快新文科建设，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管理等主干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积极布局符合时代所需、具有上财特色的学科体系，夯实学科育人根基。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破解教育改革发展难题，打造具有学校特色的“三全育人”思政教育体系，努力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全球视野和民族精神，富有创造力、决断力、组织力、坚韧力的卓越财经人才，为办好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推进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进行上财探索、作出上财贡献。

　　（作者：许涛，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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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